车险夸大损失合法索赔的‘软诈骗’难于防范

　　武六一在郑州市某汽配城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厂，杨建军(另案处理)有辆旧车，时常到店里来修车。

　　2007年4月的一天，杨建军找到武六一说，自己的车买的是全额保险，让武六一找人故意把车撞一下，保险公司理赔后，好好把车修一下。“车险快到期了，再不弄就没有机会了”，杨建军还许诺，事成之后，他出钱把武六一的车也修理一下。武六一答应帮忙。

　　2007年5月17日晚，武六一打电话找来自己的外甥高永刚(因保险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2万元)、老乡赵喜盈(因保险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具体操作此事。当晚11时，在一交叉路口，高永刚驾驶武六一的轿车，与赵喜盈驾驶的杨建军的轿车迎头相撞。由于碰撞时汽车速度很快，两辆车受损严重。

　　事故发生后，高永刚、赵喜盈佯装彼此不认识，分别拨打了“110”和保险公司的电话。后经估价，两辆车的损失近8万元。

　　但让武六一等人没有想到的是，保险公司和交警部门很快发现了问题。2007年5月31日，武六一、高永刚、赵喜盈被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抓获，郑州市中原区法院经审理依法作出一审判决。武六一、赵喜盈、高永刚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郑州市中级法院经审理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帮忙“代撞”骗保赚取利润，这是许多汽车修理厂老板的生财之道。王某是郑州一家汽修厂的老板，据他介绍，汽车修理的利润有两部分，一是工时费，通常可以达到30％；二是材料费，为了挣钱，许多修理厂在对事故车辆进行维修时就开始做手脚。王某说，修理厂可以一方面报损，向保险公司索要更换汽车部件和维修的费用，另一方面将出问题的部分进行修理，或是更换一些价格低甚至是劣质的部件。

　　王某告诉笔者，汽车修理正常的利润是20％至25％，但如果进行所谓的“代撞”骗保，仅材料费的利润少则可达50％，多则200％、300％，甚至更高。自己的汽修厂也愿意修理投保了车损险的事故车，因为和普通的故障车相比，修理这种车的利润高得多，特别是一些老旧的进口车型更受“青睐”，这是因为这些车逐渐退出市场，配件难寻，维修材料的价格可以抬得比较高，利润空间也就更大。

　　王某说，一些车主为了节省开支，大都不投全险，在自己的车辆出现问题后，便选择“套保”手段修车。他们会伪造现场，将事故归于某辆投保了全险的车以骗取保费。

　　面对车辆骗保案件，保险公司可谓有苦难言。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至2007年，郑州市各财产保险公司因骗赔造成的保险损失约有13亿余元。尽管保险公司一再加派人手，甚至建立调查人制度，挖掘保险理赔案中的每个疑点，但被查获的汽车骗保案件数量与实际存在的骗保案件的总量相比，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保险欺诈产生的根源还是来自于人们的趋利本性和制度漏洞。”郑州市一家保险公司经理刘先生介绍说，保险公司在发觉保险欺诈案件后，通常会马上报公安部门处理，一般不向社会进行披露。“这是因为保险公司担心过多宣传打击骗保案件，会影响公司车辆保险业务的销售情况。”刘先生道出了保险公司的苦衷。此外，将骗保手段公布于众，会给今后骗保案件的查勘工作造成困难。然而，仅靠保险公司目前的事故勘验手段和理赔方式，是很难防止骗保案件发生的。由于现场工作人员专业素质参差不齐，即使对一些事故有怀疑，因为没有执法权，也很难从手段上突破疑点。到公安机关报案也面临一个难点，那就是对于没有诈骗得逞的事故，公安机关会迫于程序限制难以立即立案，而事故车辆一旦维修了，很多证据就会永远灭失，难以还原事故真相。

　　刘先生说，应当通过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加强保险代理人、现场勘验人员的职业责任意识。各保险公司应当提高事故现场勘验的技术手段和能力，在勘查、估损、赔付的环节上，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防止保险代理人、修理人员利用这些漏洞进行骗保。

　　郑州市检察院检察官王青指出，保险欺诈行为的后果十分严重，其表现也是错综复杂的。

　　从发生的主体来看，有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受益人所为；有保险代理公司、保险经纪公司等中介组织所为；还有保险从业人员自身的欺诈行为。

　　从操作环节来看，有投保之前就已精心策划的，这类情况往往伴随刑事案件的发生；更多的则是事前没有主观蓄谋，而在出险后以伪造事故现场、伪造证明等手段获得超额或本不该获得的赔款。

　　从手段来看，有故意隐瞒保险标的不如实告知的；有故意制造事故造成损失的；有故意扩大损失程度的；有故意虚构保险标的谎称损失的；有伪造、编造保险事故单证，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也要求理赔的等等。

　　从抓获的犯罪嫌疑人身份情况分析，大部分涉案人员均为汽修厂职工，另外还有少数保险代理人参与了作案。由于对事故认定、保险理赔、汽车修理等程序和法律规定比较熟悉，这些人对保险业务中的漏洞了如指掌。法律上缺乏对相关行业从业者的严格约束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给骗保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而有的保险企业自我防范意识薄弱，理赔人员工作责任心不强，对多次发生保险事故索赔的被保险人没有警觉，未对他们提供的相关材料展开调查核实，不仔细确认保险事故的真伪，也是导致骗保行为屡屡得逞的原因之一。

　　“但法律上的漏洞，是目前汽车保险诈骗案件频发的根本原因。”王青指出，尽管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就保险诈骗罪作出了详细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通过法律手段对保险诈骗，特别是小额保险诈骗进行惩治还有些困难。“保险诈骗往往是多方串谋，被发现的难度比较大。由于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可疑个人保险诈骗，从法律上还够不上保险诈骗罪的立案标准，因此经常会有一些人在‘1万元以下’做手脚。此外，骗保者能够轻易取得权威部门出具的理赔所需事故证明，也让骗保成本大大降低。除非能有证据显示事故证明是伪造的，否则，大多数保险公司只能认可事故的‘真实性’。”

　　“汽车保险诈骗中，相对于人为制造保险事故的‘硬诈骗’，夸大损失合法索赔的‘软诈骗’更加难于防范。”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张建成告诉笔者，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为打击保险“硬诈骗”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由于保险活动的复杂性，各种保险“软诈骗”手段也在不断翻新。

　　“针对‘软诈骗’行为难以发现和认定的特点，在对保险法修改时，应完善这方面的处罚条款，在条件成熟时制定专门的反保险欺诈法。”张建成认为，在健全法律制度的同时，还应设立专门的车辆保险调查管理机构或岗位，统一开展疑难案件的调查处理和监控管理，以保险调查工作的技术专业化和职业化来对抗保险欺诈的专业化。

　　“还应加强保险行业内的信息收集与交流。”张建成指出，目前，我国各保险公司处于单兵作战状态，由于业务上的竞争关系，各家保险公司之间没有高效可共享的信息平台，这种割据状态给保险欺诈者以可乘之机。因此，是否可以考虑由保监会牵头，建立一个全国保险业信息网络平台，实现全国范围内除商业秘密外的重要信息共享。共享理赔所需的每一个信息，包括案件照片、事故证明、维修发票、查勘报告等。对于平台筛选出的危险个人和维修企业，各保险公司应予以重点关注。

　　张建成最后告诉笔者，作为汽车保险的消费者，应尽量选择资质优秀的车辆维修企业修理车辆，身份证、行驶本等重要证件不要轻易交给他人，以免他人虚报资料进行索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