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在保险理赔中是必不可少的证据材料

     机动车辆理赔工作涉及面广，情况比较复杂。在赔偿处理过程中，特别是在对机动车辆事故进行查勘工作过程中，必须提出应有的要求和坚持一定的原则。

     (一)树立为保户服务的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在整个理赔工作过程中，体现了保险的经济补偿职能作用。当发生机动车辆保险事故后，保险人要急被保险人所急，千方百计避免扩大损失，尽量减轻因灾害事故造成的影响，及时安排事故车辆修复，并保证基本恢复车辆的原有技术性能，使其尽快投人生产运营。

     及时处理赔案，支付赔款，以保证运输生产单位(含个体运输户)生产、经营的持续进行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在现场查勘，事故车辆修复定损以及赔案处理方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即严格按条款办事，又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灵活处理，使各方都比较满意。

     (二)重合同、守信用、依法办事

     保险人是否履行合同，就看其是否严格履行经济补偿义务。因此，保险方在处理赔案时，必须加强法制观念，严格按条款办事，该赔的一定要赔，而且要按照赔偿标准及规定赔足;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损失，不滥赔，同时还要向被保险人讲道理，拒赔部分要讲事实、重证据。要依法力、事，坚持重合同，诚实信用，只有这样才能树立保险的信誉，扩大保险的积极影响。

     (三)坚决贯彻“八字”理赔原则

     “主动、迅速、准确、合理”是保险理赔人员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是保险理赔工作优质服务的最基本要求。

     ①主动:就是要求保险理赔人员对出险的案件，要积极、主动的进行调查、了解和勘察现场，掌握出险情况，进行事故分析确定保险责任。

     ②迅速:就是要求保险理赔人员查勘、定损处理迅速、不拖沓、抓紧赔案处理，对赔案要核的准，赔款计算案卷缮制快，复核、审批快，使被保险人及时得到赔款。

     ③准确:就是要求从查勘、定损以至赔款计算，都要做到准确无误，不错赔、不滥赔、不惜赔。

     ④合理:就是要求在理赔工作过程中，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按条款办事。在许多情况下，要结合具体案情准确定性，尤其是在对事故车辆进行定损过程中，要合理确定事故车辆维修方案。

     理赔工作的“八字”原则是辨证的统一体，不可偏废。如果片面追求速度、不深人调查了解，不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盲目结论，或者计算不准确，草率处理，则可能会发生错案，甚至引起法律诉讼纠纷。当然，如果只追求准确、合理，忽视速度，不讲工作效率，赔案久拖不决，则叮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损害保险公司的形象。总的要求是从实际出发，为保户着想，既要讲速度，又要讲质量。

 (四)注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证据作用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以下简称《认定书))对事故当事人和保险当事人在利益调整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保险理赔中是必不可少的证据材料。由于它在民事诉讼案中不属司法审查范围，保险人习惯采取“拿来主义”，必定给保险企业带来巨大的证据风险和经营风险。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和公安部制订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中的有关规定，《认定书》在民事诉讼案中不属司法审查范围。因其特殊的地位，保险人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在理赔中把它当作具有无可辩驳的证明力的证据来对待，采取了“拿来主义”，给保险企业留下巨大的证据风险和经营风险。因此，对(认定书》不宜采用“拿来主义”，应对其进行证据审查后方可作为证据予以采信，以防范风险。

     1)从事故当事人的情况来看，(认定书》作为证据的真实性受到了影响和破坏，客观上要求保险从业人员对其证据的真实性进行审查。根据(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调解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的、公安机关不再调解，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可知在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事故处理机关虽然拥有一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但其调解效力弱于司法调解，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而一旦进人诉讼程序，被保险人的诉讼成本又会相应加大。最明显的一例，对于伤残者或其家属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根据《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而根据各保险公司制定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以下简称《条款》)均规定:因保险事故引起的任何有关精神损害赔偿，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由于《条款》和有关法律在损害赔偿方面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促成被保险人选择行政调解。但是行政调解之路并非坦途，调解时伤残者或其家属不是据其本身在事故中所负

责任的轻重通过合法的程序和方式向车方提出合理合法的索赔请求，而是通过某种有形或无形的胁迫手段来逼迫车方就范，达到其目的。一是出于为避免进人诉讼程序的考虑，二是想尽快解决事故赔偿纠纷，被保险人往往被迫作出妥协。承担比责任更重的损害赔偿金，这已是非常普遍的事实。另一方面，在保险赔偿中存有合法却未必合理的现象。也由于前述的原因，在被保险人支付给第三者的赔偿额一定的情况下，责任轻，获得的保险赔偿少;责任重，获得的保险赔偿多;保险成了一个经济杠杆，无形中鼓励车方承担更重的事故责任，在赔偿中处于更有利位置，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衡取其重”。因此，对于保险车辆与未保险车辆、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尤其是在车方投保了无免赔责任险的情况下，采取《办法》中的第二十条(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第二十一条(当事人一方有条件报案而未报案或未及时报案)规定的情形，或其它情形，驾驶员主动包揽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为在以后的保险理赔中获取更多的利益莫定好证据基础，这类情形也是屡见不鲜。

     2)从责任认定主体的情况看，《认定书》的真实性受到了影响和破坏，同样须进行证据审查。客观上说，《认定书》是责任认定人根据现场查勘材料结合有关法律法规，对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所起的作用做出的定性定量分析结论，与其他材料相比，应该说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权威性、客观性，其可信度高，但这并不能代表它的全部。《认定书》能否反映事故的客观情况，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实践经验，经办人员能否搜集到全面充足的现场材料，能否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提出反映事故本来面目的客观材料;二是法律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经办人员能否把手中的材料与有关法律法规有机结合;三是职业道德因素，经办人员能否不询私情，不谋私利，秉公执法;四是认定程序和取证方法，一份合格的法律文书或行政文书的内容是否合法，不仅要主体合法，还要程序合法。因此，《认定书》不可避免地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毋庸讳言，如机动车辆与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认定人在感情上往往倾向于伤者这个弱势群体，也为了利于其自身更快捷地进行损害赔偿的调解工作，在划分责任时自然或不自然地向有利于伤者方发生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