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是谁觉得了车险保费

经济学使我们懂得，我们越是能将各类驾车者细分成更为相似的人群，我们的保险价格才越能准确地反映出每类人群的精算风险。换而言之，根据表现出的品质，驾车者被归为“安全”类或“危险”类，前者的车险保费将比后者少。在一个自由市场中，像“行程感知”这样的保险计划有助于回报安全行车、“惩罚”危险行车。

　　□大卫·格里夫斯

　　我的驾车和投保经验使我明白：如果“驾驶决定保费”这种理念能被广泛采用，它可能使我们目前所知的车险业发生变革。

　　Progressive Direct推出一个名为“行程感知”的新保险计划：将一个小型电子装置插入车辆仪表板下方的诊断端口。该装置收集关于驾车习惯方面的数据，包括：驾车时间、行程远近、里程数、速度、突然启动和猛然停车等。投保人可自愿加入该计划。“驾驶决定保费”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理念，但“行程感知”却是将这种理念真正在美国应用于消费者的首例。此外，车中的“黑盒子”也是出自该公司之手，通过它可以向调查者提供数据，有利于重现交易事故的场景。

　　对保险公司而言，这是准确评估驾车者风险轮廓、进而为保单定价的根本办法，这和简单地查阅信用积分、驾车与理赔历史数据不同。事实上，该计划实现了对驾车人开车风格的监控，从而有希望使车险业发生巨大变革。

　　我们从奥地利学派的传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其关门弟子默里·罗斯巴德的理论可知，可保风险是类概率的一个实例，即“我们知道或假设知道与一整类事件或现象有关的一切，但对现实中的某些个例一无所知，虽然它们是一整类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在我们无法预期个别意外事故时，我们却可以努力弄清具有共同特征（如车型、年龄、信用积分、已行驶里程数及婚姻状况等）的驾车者发生意外事故的次数和代价。

　　经济学使我们懂得，我们越是能将各类驾车者细分成更为相似的人群，我们的保险价格才越能准确地反映出每类人群的精算风险。换而言之，根据表现出的品质，驾车者被归为“安全”类或“危险”类，前者的车险保费将比后者少。在一个自由市场中，像“行程感知”这样的保险计划有助于回报安全行车、“惩罚”危险行车。

　　当然，危险类驾车者不喜欢这样的保险计划，政府官僚主义者也同样不喜欢。和其他人一样，危险类驾车者也希望尽可能少交保费。政府官僚主义者感到“市场失灵”，他们希望通过确保每个人都买得起保险实现保险制度的“公平”。“驾驶决定保费”的理念动摇了这两种意愿的根基。

　　在这样的背景下想像一下“驾驶决定保费”理念的力量：一个穷人，要在他所在的州开车，就要投保车险。他的信用积分很低，又因为车有些破，他被不公平地确定为交通违规的重点监督对象。在旧制度下，保险公司手上没有更多可用来将他准确归类的参考信息，因此很可能将他分类为要支付较高保费的危险型司机中。但有了类似“行程感知”的保险计划后，驾车者明确地知道，表现出良好的驾驶习惯，他就可以得到保费折扣，因为保险公司一直在“看”着他如何驾车。对于深夜开车或猛然刹车等，他可能三思而后行，原因是这样的每一个消极举动都会降低他本该享受的折扣。“驾驶决定保费”计划成为个人要做一名好司机的直接动力，从而使道路更安全。保险公司剩下只需应对较少的索赔，而驾车者则乐于少支付车险保费，颇具双赢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