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因素造成了车险的价格战局面？车险价格战的驱动力有哪些？

自2003年1月1日保监会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车险条款费率管理制度改革以来，我国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已经进入第十个年头。回顾和分析这期间我国车险市场竞争与发展，时而艳阳高照、风平浪静，时而云谲波诡，暗流涌动，时而狂风骤雨、惊涛骇浪。期间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莫过于惨烈的价格战。

　　从全国车险市场来看，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的十年内，市场分别经历了车险价格战初期(2003年-2006年)、恶性竞争时期(2007-2008年)、理性回归时期(2009年至2011年上半年)、价格战复燃期(2011年下半年至今)四个阶段。除去理性回归时期的三年，十年内有七年的时间各家产险公司都忙于价格战。在竞争最惨烈的时候，车险价格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表面上看，车险价格战使投保人少交了保费，得到了一定的实惠，实质上，由于车险费率偏离了盈亏平衡点，保险公司车险盈利能力急剧下降，于是拖赔、惜赔、无理由拒赔、霸王条款等问题层出不穷，最终使得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说，车险理赔难问题是车险价格战的衍生品。

　　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车险的价格战局面？车险价格战的驱动力有哪些？为何在监管部门的三令五申下，在行业协会的围追堵截下，在各公司的海誓山盟下，车险价格战依然一次次上演？车险又如何走出由乱到治、由治到乱的治乱循环？随着机动车辆快速进入家庭，车险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力逐步提升，对车险价格战的形成机制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更具现实意义。笔者试从市场纷繁复杂的表象中，追寻形成车险价格战局面的元凶。

　　元凶一：财产保险公司偏重于保费规模的考核体系

　　车险市场化改革的十年间，财产保险业的经营考核体系经历了从单纯追求保费规模到注重速度与质量、结构和效益相结合的综合考核体系的转变，但是总公司车险考核体系仍存在不科学、不合理和不严谨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总公司跑马占荒、多干快上、急功近利的心态作祟。总公司对分支机构下达车险保费规模任务时，没有充分结合市场的实际，每年对车险保费规模的增长要求过高。按照市场的发展规律，比较合理的保费规模任务是一种“跳起来摘桃子”的状态，也就是说分支机构通过努力可以达到。但是总公司下达的保费任务，年年跨越式增长，超出了市场的实际承受能力。如极少数公司专门针对重点竞争对手进行公开的比拼，比如所谓的踏平计划、超人计划，都是总公司对市场竞争不理性的产物。二是分支机构上行下效，对保费任务层层加码。比如总公司要求增长30%，省公司下达任务时变成了增长40%，到了支公司层级增长幅度可能超过50%，导致基层保险机构不堪重负，完成任务有较大的缺口。三是财产保险公司的保费文化已经渗透到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以保费论英雄(报价 图片 参数)是保险业最大的文化，薪酬、奖励与保费任务直接挂钩，保费任务完成好的个人和单位，薪酬有保证，还给予升迁、物质奖励、评先和荣誉称号；否则，先是诫勉谈话、再次黄牌警告、严厉的红牌撤换，年终考核未完成任务的一票否决，相关单位和人员直接扣减薪酬、费用，奖金就更不用提了。四是总公司业务政策的规模导向，制定高费用激励政策冲规模、争速度、保份额，导致分支机构为完成上级公司下达的任务和考核指标，不惜采取违法违规手段。

　　元凶二：法人与授权经营者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

　　从分支机构层面来看，由于财产保险公司对分支机构实行的是保费－费用分配机制，分支机构只能通过扩大业务规模才能提取更多费用。在费用诱惑力面前，效益考核显得有些软弱。法人与授权经营者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导致了法人追求的经营目标被逐级淡化，到基层经营单位扭曲为简单的保费规模目标和费用目标。其次，从最基层的营业性分支机构的角度来说，由于核保、查勘、理赔权限的上收，再加之风险发生的时间、金额的不确定性，能否完成利润指标，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自身。因此，基层营业性分支机构一般会选择操作性比较强的、能够主动掌握的保费规模目标作为主要工作目标。

　　由于法人与授权经营者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即使总公司制定了科学合理的考核体系，到了基层保险机构，仍旧把保费规模作为主要的可控目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车险恶性价格竞争的情况。从总公司或投资人的角度来看，并不希望出现巨额亏损，但是分支机构在明明知道做得越多、亏得越多的情况下，仍旧进行价格战的原因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