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员发生交通事故的理赔案例的介绍

   案情介绍：

   车某系一货车实际车主，该货车挂靠某运输公司(登记车主)。车某雇佣司机司某、张某等人为其拉货。司某驾驶该车在从陕西运货返回山东途中，于河北境内发生车祸，导致同车的张某受伤和另一同车人王某(司某同村好友)死亡的后果，经交警认定，司某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死者王某家属诉至法院，称死者是受司某邀请去拉货，司某和作为司某雇主的运输公司对王某死亡均负有责任，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赔偿各项损失。

   运输公司辩称，车某作为实际车主，应当参加诉讼;死者乘车未事先告知车主、未经其同意，司某允许死者乘车的行为非职务行为;本案为交通事故损害而非普通人身损害，应当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确定赔偿标准。司某同意上述意见。

   本案历经一审、二审，在二审期间，车某又提起确权之诉，要求确认本案所涉货车归其所有。二审生效后，车某进行申诉，省院指令二审法院进行再审。

   法院审判：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运输公司应当履行安全运送死者到相应目的地的义务而未履行，构成违约，同时死者系司某约请到陕西为运输公司运货，司某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作为雇主的运输公司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司某不承担责任。故依据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相关规定，判决运输公司赔偿死者家属各项损失。

   运输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期间，车某另行提起确权之诉，针对车某的确权请求，法院作出判决确认挂靠运输公司的货车归车某所有。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交通事故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案由应当确定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审法院确定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伤害纠纷不妥;运输公司作为货车挂靠单位，收取管理费用，获得经济利益，应当承担挂靠期间的损害赔偿责任;司某在从事职务行为的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运输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依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的赔偿标准，对一审进行了改判。

   简要分析：

   在再审过程中，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案由的确定、赔偿主体的确定、举证责任的确定、赔偿标准的确定和诉讼效果的确定等

   一、案由的确定

   民事案件的案由是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根据起诉人主张的诉讼请求所认定的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的性质。从一定意义上讲，案由是民事案件的内容提要，一方面，它表明了民事案件的由来和性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民事诉讼案件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司法实践中，准确确定民事案件的案由，是处理案件的首要和重要环节，它关系到法律的正确适用和解决的最终纠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案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伤害赔偿纠纷。对此，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道路交通事故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根据起诉人的诉讼请求，案由应当确定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故二审将本案案由确定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申诉人认为，本案是典型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应当将本案案由确定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在再审过程中，对本案案由确定意见有三：一是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二是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三是雇员受害赔偿纠纷。笔者认为，本案的案由应当确定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分析如下：

   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其一，人身损害赔偿是属于侵权行为法规定的范畴，侵权行为法是以分配正义为指导思想，目的是使受害人的受害状态因为得到赔偿而恢复原样，从而在侵权人和受害人之间形成一种侵权之债;而雇主和雇员之间的赔偿是以维护劳动者的生存权为其基本精神，目的是使雇员在履行职务中发生损害能得到一种救济，主要适用于雇主与雇员之间。因此，在二者的适用上，应优先适用侵权赔偿。而不是优先适用雇员损害赔偿。

   其次，从法律规定分析，其一，侵权行为法中侵害人身权的行为，侵犯的是绝对权，对绝对权的保护应基于法律的规定，除非没有法律的直接规定，才可依一般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确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作为国务院制定的法规，对于此类特殊侵权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应优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适用。尽管《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从法律位阶上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只是对人身损害赔偿做了原则性规定，并未明细赔偿标准，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则予以明确具体，二者并不矛盾和冲突。其二，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条已明确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生的交通事故均应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处理。并在该办法的第三十六、三十七条中明确了赔偿的项目及计算标准。其三，参照《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职工因事故引起的工伤，应首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处理，体现出了优先适用的内容。故在侵权赔偿中，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优先于一般人身损害赔偿和雇员受害赔偿适用。

   再者，从本案案情分析，在本案中，原告方起诉时主张，死者是受司某邀请与其一同到陕西为运输公司运货，死者是受司某雇佣，司某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司某又是运输公司的雇佣人员，登记车主运输公司作为受益人，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原告方主张运输公司和司某应当共同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告的诉讼请求是确定案由的重要依据。本案原告起诉内容有两方面：一是基于死者与司某之间存在的雇佣关系，要求司某承担赔偿责任;二是基于死者与司某之间雇佣关系、司某与运输公司之间的雇佣关系，要求运输公司作为受益人与司某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分析后不难发现，原告要求司某和运输公司承担责任所依据的法律关系和要求其承担的责任并不是对应的，也不是并行的。原告若基于死者与司某之间雇佣关系、司某与运输公司之间雇佣关系主张赔偿，由于司某行为是职务行为，其间关系就表现为死者与运输公司之间的临时雇佣关系(仅依据原告起诉分析，并不是对本案法律关系的确认)。而这种主张经再审认定，并没有充分证据证实，雇佣法律关系难以成立。本案受害人的损害是基于道路交通事故而非其他原因引起，原告基于事故损害向侵权人主张损害赔偿，符合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构成，所以本案案由确定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较为合适。

   二、诉讼主体的确定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诉讼主体，就是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诉至法院后，对损害结果可能承担民事责任、依法应当参加诉讼者。确定诉讼主体是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案件审理中的事实认定和裁判结果中赔偿责任的承担。损害赔偿案件诉讼主体与责任主体不是一个概念，但二者有密切联系，通常说来，有可能承担损害赔偿的主体通常应当确定为损害赔偿案件的诉讼主体，也就是说前者通常是确定后者的一个重要依据。

   本案再审中，对于诉讼主体的确定，特别是是否需要将车某追加为本案诉讼主体，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需要追加，理由主要是车某是本案肇事车的实际车主，可能承担赔偿责任，应当参加本案诉讼;另一种意见认为不需要追加，理由主要是车辆登记明确表明肇事车属运输公司，应当由运输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笔者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凡是在讼争的法律关系中可能存在权利义务关系、有可能承担赔偿责任的，就应当参加诉讼，故本案应当追加车某参加本案诉讼，具体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法律规定上讲，本案属道路交通事故，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者对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机动车驾驶员暂时无力赔偿的，由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我负责垫付。但是，机动车驾驶员在执行职务中发生交通事故，负有交通事故责任的，由驾驶员所在单位或者机动车的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该规定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分为两种情形：

   (1)驾驶员发生交通事故时处于执行职务状态时，应由驾驶员所在单位或机动车所有人(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即在受雇驾驶员执行职务致交通事故时，仅由雇主对外承担责任。

   (2)驾驶员发生交通事故时处于非执行职务状态时，由受雇驾驶员承担赔偿责任，在其无力赔偿时，由雇主承担垫付责任。这里雇主是指与肇事驾驶员有特定隶属关系、对驾驶员进行行政管理或企业管理权并承担相应义务的单位或与肇事驾驶员具有特定经济利益的公民或单位。

   在本案中，司某是在去陕西途中拉货发生交通事故的，处于履行职务状态，雇主应当承担责任。

   2、从理论上讲，认定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主体依据，不能简单地确定为机动车的所有人，而应以机动车的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者为依据。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人，他可能是交通事故的责任者，也可能是车辆所有人，其他对车辆具有运行支配权以及取得运行利益的人，也就是说，确定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要从是否对机动车的运行在事实上处于支配管理的地位，以及是否从机动车的运行中获取利益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机动车的所有人支配着机动车的运行并获取运行利益，在运行中造成交通事故，理应确定为赔偿责任主体。但是当机动车的所有人不是机动车的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者时，机动车的所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运输公司是肇事车登记车主，但运输公司主张该车属挂靠车辆，实际车主为车某，并且车某对此予以认可，并且进行确权诉讼，也提出要求参加本案诉讼。据此，本案的实体处理结果可能涉及到车某，所以，应当追加车某进入本案诉讼。

   由于道路交通事故的频发，在实践中，交通事故的发生对受害者本人及其亲属都可能带来精神伤害，而当事人在起诉时也有可能附带精神损害赔偿，这就需要法院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责任、数额确定好。

   随着道路交通网络建设的发展，人们购买车辆数量的增多，使得交通运输日渐繁忙。由于一些驾驶员的交通安全意识不强，违章驾驶，因而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也逐年递增，由此而引起的涉及人身、财产损害赔偿案件也随之上升。在审判实践中，交通事故的发生对受害者本人及其亲属都可能会带来精神伤害，而当事人在起诉时都有可能附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给人民法院的审理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要正确处理好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作为法律裁判者的人民法院，应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宣传教育群众，化解矛盾，消除和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的角度，更好地发挥公正司法的职能作用。

   第一、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该条规定是对于侵害公民人格权的行为，侵权人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首创，受保护的人格权利之中亦包括生命健康权。对于如何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于2001年2月20日下发的《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具体问题的补充意见》第19条规定，因交通事故致人伤残或者死亡、造成怀孕妇女流产的，当事人据此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在2001年3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侵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第四条规定：“因侵权致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而永久灭失或者毁损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可见，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能够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应限于因侵害人侵权致人身伤残(不包括达不到评残标准的轻微损伤)、死亡、妇女流产及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受灭失或毁损。受害人据此而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受理。

   第二、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确定。

   交通事故责任人是否需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应以其承担何种事故责任来确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交通事故责任分为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四种。另第四十五条规定：“道路交通中发生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经公安机关调查不能确定是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违章行为造成的，其损害赔偿纠纷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人民法院依此规定处理案件时，在双方当事人均未能举证的情况下，往往只能适用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的公平原则作出判决，即由双方当事人平均分担事故损失的责任，笔者谓之为“公平责任”，故交通事故责任可分五种责任。然而，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承担侵权民事责任是以存在过错行为为适用要件的。如《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五条也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者应当按照所负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由此可以肯定，受害人在交通事故案件中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也应以受害人和交通事故责任人(即侵权人)在交通事故中所负何种事故责任为界限。笔者认为，并非所有应负事故责任的侵权人应同时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1、如果交通事故责任人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这二个责任就可认定是交通事故责任人一方的违章行为造成或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作用大;相反，受害人就不应负事故责任或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作用小，在这种情况下，交通事故责任人就存在侵权过错行为或其过错行为起主要作用，而受害人纯属于被侵权人，因此，受害人依法可请求对方承担事故赔偿责任和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2、如果交通事故责任人应负事故的同等责任或次要责任。就可认定交通事故责任人在事故中的侵权作用与受害人相当或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作用小;相反，受害人在交通事故中违章行为与侵权人相当或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作用大，在这种情况下，受害人也成为交通事故责任人，那时受害人本身也是侵权人，依法应承担事故赔偿责任，可能还要反过来赔偿事故损失给对方或被对方起诉，因此，受害人就不能请求对方承担精神赔偿责任。

   3、如果交通事故责任人应负事故的“公平责任”。这是因为交警部门无法确认事故责任是由哪一方造成的，故根据法律规定，按照公平原则分担民事责任，那时交通事故责任人(即加害人)和受害人均无过错，不能适用过错原则来认定哪一方存在侵权加害行为。由于公平责任是在加害人之行为不具有可归责任时由法官根据公平之法律理念酌定的一种责任，公平责任本身只是一种分担损失的救济性责任，故精神损害赔偿不能适用于公平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受害人就无权请求对方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综合上述3种情况，受害人只有在事故责任人(侵权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时，才有权要求赔偿精神损害。

   第三、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在审判实践中，法院在审理精神损害赔偿方面，因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都主张赔偿数额不宜过高，但当事人在起诉时动辄提出索赔几万元以上甚至百万元精神赔偿金的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施行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以侵权人的过错程度、行为后果、赔偿能力及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该司法解释的施行，为人民法院判决提供了依据，但同时赋予了法院的自由裁量权，由于没有明确赔偿数额如何计算、有无最高或最低限额等问题，事实上增加了处理难度。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裁决，以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使用为转移，因而在审判实践中，它便会使法官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凭着主观直觉或臆断作出自由裁量决定的现象。虽然交通事故案件中影响受害人精神伤害程度的标准个案千差万别，但法官要综合事故后果、责任大小(含过错程度)、赔偿能力来作出认定，前者事故后果和责任大小容易掌握;后者赔偿能力，由谁负责承担举证责任及如何认定难于掌握，这时，一审法官以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判决结果，也可能被二审法官以自由裁量权轻易取代。

   对于如何确定精神损失赔偿数额，笔者认为，交通事故因侵权人过错：

   ①致受害人伤残的，其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可以按其伤残等级，1级的按100%计算，2级的减少10%，依此类推。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的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标准的50%计赔。

   ②致受害人死亡的，其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可以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的死亡补偿费规定标准的50%计赔。③致受害人流产和致受害人的特定纪念物品灭失或者毁损的，其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要以按因流产的实际费用和特定纪念物品的实际价值适当计赔。

   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制约，精神损害赔偿的自由裁量权如没有受到合理的控制和监督，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被滥用的危险，必然导致司法不公。笔者认为，要有效防止滥用精神赔偿数额的自由裁量权，就应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作为一项赔偿项目并明确赔偿标准，这样，既能做到对侵权人的行为予以制裁，对受害人所受到的精神伤害给以抚慰和补偿，同时又为法官在审判中保持公正法提供确切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