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强险浮动以何为依据

　从今年7月1日开始，交强险费率将与每位车主的交通事故和交通违章记录挂钩，实行上下最高30%的浮动。虽然这一规定的目的是实现“奖优罚劣”，但类似“获罚容易，获奖难”的争议声音已经出现。

　　“获罚容易，获奖难”的争议声音绝不是空穴来风地胡搅蛮缠－－－“三年无违章方能降低30％费率”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此一来，保监会“奖优罚劣”的制度设计难免形同空文，独让保险公司容颜大悦、从中得利。说到底，保监会这一纸命令，实在太过苛刻，也太过理想主义。高估机动车司机的主观能动性和低估客观条件的掣肘，其结果必然是使得一项出于正义的制度沦为“理性的自负”，不仅不能“奖优罚劣”，反而激发逆反心理，耗散制度的合理性并增加制度运行成本。

　　更重要的问题或许是，赋予一个险种以行政处罚性是否合理？从本分上讲，交强险只是一种政府通过强制手段、保证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一方能及时获得理赔的救济措施。只要能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交强险的使命即告完成。然而，一如我们所见，保监会执意要在“交强险”身上附加更多的治理目的，试图最大化“交强险”的边际效益，而这即便是出于善意，它的悖论和危险之处仍然不能让人视而不见，即保监会成了警察部门的一部分，交强险具有了交通法的属性。

　　于是，问题就来了，既然在具体的交通事故中，警察已经处罚了那些“有过错责任”的司机，那么，交强险的上浮费率岂不是违反了“一事一罚”的原则，涉嫌重复处。在这种显而易见的悖论面前，保监会如何自圆其说？交强险浮动机制的正义性又体现在何处？

　　一项制度设计，即使出于公益目的，它仍然需要谨守制度的边界，保持谦卑和自恰的姿态。事到如今，在悠悠众口面前，让交强险归交强险，让交通处罚归交通处罚，或许才是保监会重树交强险合理合法性的惟一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