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车险保险费率是如何确定的

   2009年5月14日，原告赵纬武为其所有的苏AG3028轿车在被告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以下简称天平保险公司)处投保了车损险、三责险及不计免赔险，保险期限自2009年5月15日零时起至2010年5月14日二十四时止，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未指定驾驶人。2009年2月9日，赵纬武将被保险车辆租借给李宏杨，月租金4500元。同年3月，李宏杨又将该车借给王安松使用，6月21日，王安松驾驶该车发生交通事故，发生被保险车辆车损5300元、三责车辆车损1.68万元、拖车费150元，共计22250元，扣除已经在交强险部分处理的2000元，共计损失20250元。赵纬武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以赵纬武将非营运被保险车辆用于有偿租赁，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增加了被保险车辆的危险程度为由，拒绝赔偿。赵纬武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给付保险金20250元。

   裁判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未为被保险车辆办理营运手续，其将车辆租借给特定人使用，而王安松作为合格的驾驶人，与原告本人使用无本质区别。被告亦未能举证证明事故发生时被保险车辆的实际使用人王安松将被保险车辆用于商业营运，改变车辆用途，被保险车辆的危险程度并未因此而增加。因此，被告主张原告改变了车辆的用途，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采纳。法院判决：天平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20250元。

   被告不服，提起上诉。2010年5月25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之争议焦点在于原告将车辆租借的行为是否属于变更了被保险车辆的用途，从而导致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增加。出现这种情形，保险公司是否有权拒赔。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司法实务中，保险人拒赔的理由，通常是被保险人租借车辆的行为改变了车辆用途，构成了营运，增加了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违反了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

   保险是经营风险的行业。保险合同的主要条款是保险人以何种费率承担何种风险，而费率系根据承保风险程度运用大数法则精确计算而得，即风险的大小和性质直接影响到保险人是否承保或者以何等费率承保。保险人作为合同一方对其承保风险的判断，是通过其制作的费率表中载明的费率系数或保险金额表体现出来的，而费率表也是保险人判断其承保风险的依据，也是我们认定危险程度是否显著增加的依据。所谓危险程度增加，是指作为保险合同基础的原危险状况改变为对保险人严重不利的状况。并非只要有危险增加的情形发生，被保险人便负有告知义务，而是在危险程度的增加达到显著的程度,出现保险人因此而决定是否增加保费或拒绝承保的情形时，才能成立。如何正确判断车险中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使这种判断方法具有可操作性，在保险实务中具有重要意义。

   过去，我国车险保险费率的确定主要使用了两个先验费率因子，即车辆类型和车辆用途，即车辆危险程度主要与车辆类型和车辆用途相关，这就是通常所称的从车主义(又称随车主义)。从车主义认为，驾驶车辆的危险程度增加的情形主要表现与车辆有关的情形，如因车辆改装、加装及变更用途;如只是驾驶人员的变更，只要驾驶人员都是具有合格驾驶资格的，一般而言并不影响危险程度。与从车主义相对的是从人主义(又称随人主义)。从人主义的汽车保险制度则是指在制订汽车保险法规和厘订保险费率时，不是根据车辆的条件而定，是根据驾驶该车辆的人员的自身条件而定的厘定原则。从人主义认为，车是由不同的人驾驶，每个人的驾驶条件不会雷同，有年龄、性格、职业等多方面的差异，因此，其使用被保险车辆的危险程度显然不同。在国外汽车保险的费率厘定中，除考虑车的因素外，还会涉及驾龄、年龄、性别和年行驶里程数等因素。

   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并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可能事先拟订一些不利于被保险人的格式条款，为保护不特定多数投保人的利益，要求保险人对保险合同条款有说明的义务，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条款的内容，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保险人免除责任条款的，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新修正为第十八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如何理解该条规定的“明确说明”是处理案件的关键所在。保险人一般以打印在保险单正面上的特别约定栏内的“免责条款”和保险单正面上明示告知栏内的“详细阅读所附保险条款，特别是有关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的部分”，证明保险人已经尽到了明确说明的义务。而被保险人往往认为保险人没有尽到告知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