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辆事故保险金能折抵贷款吗
所属分类：
2013-6-29 17: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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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某汽车队于２００２年向某银行贷款，购买重型自卸车一辆，并约定该汽车队向保险公司投保后，如发生保险事故，保险金应先归还贷款。此后，该汽车队向保险公司投保该车辆，保险金额２５万元。随后，该银行与保险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如发生保险事故需支付保险金，如该汽车队未能还清贷款，则该银行有权利在保险公司领取保险金。２００３年１月，该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将当事人张某等撞成重伤，造成经济损失共计５万元。法院判决后，权利人张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遂将该保险公司应当支付的保险费５万元扣划至法院。银行则向法院提出异议，主张自己有权得到该笔保险金。
裁决
执行合议庭经审查后认为，银行与保险公司间的协议内容侵犯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申请执行人应当有优先于银行的权利，以该笔保险金支付其人身所受到的损失。因此，法院裁定驳回了该银行的异议，继续执行张某提出的执行申请。 争议
观点一：银行与车主和保险公司间订有协议，故银行有权得到该笔保险金。
观点二：虽然银行与汽车队和保险公司分别订有协议，但汽车队和保险公司间并没有订有以保险抵贷的协议。此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无权将汽车队的保险金直接转付给银行。
观点三：在本案情况下，综合比较银行与事故相对方的价值利益，对事故相对方的保护更为重要。
评析
笔者认为，银行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并从法律推理角度分析如下：
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故依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张某等有权得到该保险金作为赔偿。而另一方面，银行与车主和保险公司存在协议，其权利所指即为该笔保险金。从形式意义上讲，二者之间存在冲突，此冲突也是本案的焦点所在。法官的责任就是在二者的冲突中作出选择。法官选择的工具就是法律推理。根据本案的特殊情况，还要求法官应用一种特殊的法律推理方法——辩证推理。
法律推理的“理”，就是法律理由，包括法律的正式渊源或非正式渊源。作为一种实践理性的法律推理，所要回答的问题是：规则的正确含义及其有效性问题，换言之就是当事人是否拥有权利、是否承担义务、是否承担法律责任问题。在本案中，大陆法系法官常用的法律推理方法显然不能起到有效的作用。因为至少从形式上说，张某等和银行都有权利取得保险金，而保险金只有一份。因此，在此所适用的就应是辩证推理，对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的实质内容进行价值评价，在相互冲突的利益间进行选择。
本案中，利益争执源于保险事故的发生。银行用契约的形式在保险事故上设定了利益，张某则从法定方式上主张从保险事故中享有利益。
从保险这一基本的法律事实来分析，车主投保是为了在事故发生后获得有效的补偿，以维持其正常社会生活的平稳和延续性。在这次“人祸”中，车主的损失首先表现在要承担的第三者责任上，即如果没有第三者责任的存在，车主当然也不会得到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相对于合同债，即归还银行贷款的请求，张某的权利显然是第一性的权利。而贷款则是基于买卖行为而发生的合同之债，银行为了追求其贷款的安全而在保险事故上设定自己的利益，并进而影响了享有侵权之债的张某的利益，显然有“不道德”之嫌。
其次，从一定意义上讲，以人身和财产受到的损害而产生的债权价值，也就高于只以赢利为目的而设定的合同债，社会对于前者的保护更为重要。
第三，从权利保护方式上而言，银行收取贷款的方式无疑有更多的选择，如他们可以在贷款之初更为慎重地考察借款人的信用，更为小心地选择借款人，可以要求借款人提供抵押、担保等多种形式，以保护自己的权利。而对于因偶然事故而发生的侵权之债，当事人的选择则只有要求相对人赔偿。
因此，当两种权利发生碰撞时，社会无疑应当保护事故相对人的权利。故在本案中，银行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
某汽车队于２００２年向某银行贷款，购买重型自卸车一辆，并约定该汽车队向保险公司投保后，如发生保险事故，保险金应先归还贷款。此后，该汽车队向保险公司投保该车辆，保险金额２５万元。随后，该银行与保险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如发生保险事故需支付保险金，如该汽车队未能还清贷款，则该银行有权利在保险公司领取保险金。２００３年１月，该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将当事人张某等撞成重伤，造成经济损失共计５万元。法院判决后，权利人张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遂将该保险公司应当支付的保险费５万元扣划至法院。银行则向法院提出异议，主张自己有权得到该笔保险金。
裁决
执行合议庭经审查后认为，银行与保险公司间的协议内容侵犯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申请执行人应当有优先于银行的权利，以该笔保险金支付其人身所受到的损失。因此，法院裁定驳回了该银行的异议，继续执行张某提出的执行申请。 争议
观点一：银行与车主和保险公司间订有协议，故银行有权得到该笔保险金。
观点二：虽然银行与汽车队和保险公司分别订有协议，但汽车队和保险公司间并没有订有以保险抵贷的协议。此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无权将汽车队的保险金直接转付给银行。
观点三：在本案情况下，综合比较银行与事故相对方的价值利益，对事故相对方的保护更为重要。
评析
笔者认为，银行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并从法律推理角度分析如下：
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故依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张某等有权得到该保险金作为赔偿。而另一方面，银行与车主和保险公司存在协议，其权利所指即为该笔保险金。从形式意义上讲，二者之间存在冲突，此冲突也是本案的焦点所在。法官的责任就是在二者的冲突中作出选择。法官选择的工具就是法律推理。根据本案的特殊情况，还要求法官应用一种特殊的法律推理方法——辩证推理。
法律推理的“理”，就是法律理由，包括法律的正式渊源或非正式渊源。作为一种实践理性的法律推理，所要回答的问题是：规则的正确含义及其有效性问题，换言之就是当事人是否拥有权利、是否承担义务、是否承担法律责任问题。在本案中，大陆法系法官常用的法律推理方法显然不能起到有效的作用。因为至少从形式上说，张某等和银行都有权利取得保险金，而保险金只有一份。因此，在此所适用的就应是辩证推理，对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的实质内容进行价值评价，在相互冲突的利益间进行选择。
本案中，利益争执源于保险事故的发生。银行用契约的形式在保险事故上设定了利益，张某则从法定方式上主张从保险事故中享有利益。
从保险这一基本的法律事实来分析，车主投保是为了在事故发生后获得有效的补偿，以维持其正常社会生活的平稳和延续性。在这次“人祸”中，车主的损失首先表现在要承担的第三者责任上，即如果没有第三者责任的存在，车主当然也不会得到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相对于合同债，即归还银行贷款的请求，张某的权利显然是第一性的权利。而贷款则是基于买卖行为而发生的合同之债，银行为了追求其贷款的安全而在保险事故上设定自己的利益，并进而影响了享有侵权之债的张某的利益，显然有“不道德”之嫌。
其次，从一定意义上讲，以人身和财产受到的损害而产生的债权价值，也就高于只以赢利为目的而设定的合同债，社会对于前者的保护更为重要。
第三，从权利保护方式上而言，银行收取贷款的方式无疑有更多的选择，如他们可以在贷款之初更为慎重地考察借款人的信用，更为小心地选择借款人，可以要求借款人提供抵押、担保等多种形式，以保护自己的权利。而对于因偶然事故而发生的侵权之债，当事人的选择则只有要求相对人赔偿。
因此，当两种权利发生碰撞时，社会无疑应当保护事故相对人的权利。故在本案中，银行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